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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亿万财富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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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杨澜,很多人都说她太幸运了。从著名节目主持人到制片人,从传媒界到商界,她一次次成功实现了她人生的转型。杨澜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并非是人人都有,也不是人人都能驾御的。它需要睿智的眼光、独到的操控能力,是职业经历累积到一定程度厚积薄发而来。就像杨澜自己说的那样:“一次幸运并不可能带给一个人一辈子好运,人生还需要你自己来规划。”
    第一次转型:央视节目主持人
    在成为央视节目主持人以前,杨澜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名大学生,还是一个有些缺乏自信的女生,甚至曾因为听力课听不懂而特别沮丧。直到后来听力水平提高了,才逐渐恢复了自信。她说:“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杨澜后来的成功。勤勉努力的她,不仅大胆直率,看问题也通常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1990年2月,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持人。杨澜以其自然清新的风格、镇定大方的台风及出众的才气逐渐脱颖而出。但是,由于她长得不是太漂亮,在第六次试镜时还只是在“被考虑范围之列”。杨澜知道后,就反问导演:“为什么非得只找一个女主持人,是不是一出场就是给男主持人做陪衬的?其实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机会的话,自己就希望做一个的聪明主持人。”“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气质。”就是因为杨澜这些话,彻底打动了导演。毕业后,杨澜正式成为《正大综艺》的节目主持人。直到现在,杨澜也一直坚持主持人不一定非得漂亮,女人的头脑更重要。
    进入央视后,杨澜终于感觉到,这次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做传媒就是她喜欢的事情。靠着自身的实力与魅力,杨澜获得了“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等。这是很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知名度和注意力,也彻底改变了她未来的人生道路。
    四年央视主持人的职业生涯,不仅开阔了杨澜的眼界,更确立了她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一名真正的传媒人。
    但渐渐地,杨澜对这种重复性工作开始有点儿厌烦了。也许是一切来得太容易了,也许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最重要的是,她开始觉得有点虚:“一开始央视让我一下子进入一个殿堂,但是我往下一看,空空如也,下边的基础都不是我自己建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赋予你支持,我觉得特别不踏实,所以我得自己从下边垒砖头慢慢起来,这样才会踏实。”
    第二次转型:美国留学生
    1994年,当人们还惊叹于杨澜在主持方面的成就时,她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央视的工作,去美国留学。
    在事业最明亮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这就意味着她要放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触手可得的美好未来。但资助她留学的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这给杨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6岁的时候,杨澜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国际传媒专业。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比想象中的还要艰苦。有一次,杨澜写论文写到半夜两点钟,好不容易敲完了,没有来得及存盘,电脑就死机了。杨澜当时就哭了,觉得第二天肯定交不了了。宿舍周围很安静,除了自己的哭声,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来爬去。但最后,她还是擦干眼泪,把论文完成了。谈起这段生活,杨澜说:“有些人遇到的苦难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儿,但我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别人少,因为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需要经历的磨难委屈,一样儿也少不了”。
虽然如此,但这段生活给杨澜带来的收获要远远比磨难多。她的视野开阔了许多,更亲身接触到了许多成功的传媒人和先进的传媒理念。
    业余时间,她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这是杨澜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她同时担当策划、制片、撰稿和主持的角色,实现了自己从最底层“垒砖头”的想法。40集的《杨澜视线》发行到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杨澜借此实现了从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的过渡。
    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先生吴征。作为事业和生活上的伙伴,在为她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和事业空间方面,吴征可以说居功至伟。他总是鼓励杨澜尝试新的东西: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能在保守中成功!正是吴征的帮助,使得杨澜未来的道路越走越宽。 
    第三次转型:凤凰卫视主持人
    1997年回国后,杨澜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当时,凤凰卫视中文台刚刚成立,杨澜便加盟其中。1998年1月,《杨澜工作室》正式开播。
    凤凰卫视的两年,在杨澜的职业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她不仅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和资本,也同时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在凤凰卫视,杨澜不只是主持人,还是《杨澜工作室》的当家人,自己做选题,自己负责预算,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她都必须精打细算。这种经济上的拮据,对杨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使她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杨澜一共采访了120多位名人。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也构成了杨澜未来职业发展的一部分,不少人在节目之后仍和她仍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除了会给杨澜带来一些具体的帮助之外,精神上的获益也不可忽视。同时,与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嘉宾交流,也让她的信息量获得极大的丰富。
    两年后,杨澜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她拥有了世界级的知名度、多年的传媒工作经验,以及重量级的名人关系资源,对于她而言,进军商界显然所欠缺的只是资本而已。而吴征,正是深谙资本运作的高手。
    第四次转型:阳光卫视的当家人
    1999年10月,杨澜辞去了凤凰卫视的工作。从凤凰卫视退出之后,杨澜曾一度沉寂。2000年3月,她突然之间收购了良记集团,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成功地借壳上市,准备打造一个阳光文化的传媒帝国。
    由电视界转向商界,对于这次转变,杨澜表示,她投身商界不是简单的为了赚钱,还为了实现她过去不能实现的媒体理念。
    与大多数商人的低调不同,杨澜选择了始终站在阳光卫视的前面。在报刊杂志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杨澜的报道。她从一个做传媒出来的人变成了一个传媒名人。这种对传媒资源运用的驾轻就熟,使得她的阳光卫视一出生就有了许多优势。
    但杨澜创业不久,就遇到了全球经济不景气,杨澜立刻感觉到了压力。她几乎天天都想着公司的经营。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杨澜将公司的成本锐减了差不多一半,并逐渐剥离了亏损严重的卫星电视与香港报纸出版业务,同时她还将自己的工资减了40%。
    2001年夏,杨澜作为北京申奥的“形象大使”参加了在莫斯科成功申奥的活动。同年,她的“阳光文化”接手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新浪网,开创了网络和电视相结合的时代,又与四通合作成立“阳光四通”,开始进军网络业和IT业。
    这一切都给公司所有员工带来了信心。终于,阳光文化在截止2004年3月31日的2003财政年度中取得了盈利,摆脱了近两年的亏损。之后,阳光文化正式更名为阳光体育,杨澜同时宣布辞去董事局主席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化电视节目的制作中。
    万变不离其宗
    由央视的名主持到远涉重洋的学子,再到凤凰卫视的名牌主持,最后到阳光卫视的当家人,杨澜的角色在不断地变化。而以一位文化经营商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则是杨澜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角色转换。
    但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转、如何变,杨澜始终把自己定为“传媒人”,聪慧的她很清楚自己就是这块料,所以从没有偏离做媒体这个大方向。而她的变化就在于她制定的目标层次一直在提高。
    杨澜在她的《凭海临风》一书中,曾写到了乘热气球的经历。热气球的操作员能做的只是调整气球的高度以捕捉不同的风向,而气球的具体航线和落点,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正是乘坐热气球的魅力所在:有控制的可能性,又保留了不确定性,所以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都来得刺激。“其实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杨澜这样认为。
    杨澜亿万财富背后故事
    杨澜对得起观众,作为主持人和电视节目制作人,奉献了无数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杨澜更对得起自己,短短十几年,从一个平凡的女大学生跃升为拥有亿万财富和影响力的知名人物。而杨澜在资本市场上的隐秘路径,更使她在公司业绩几乎不增长、股民深度被套的条件下,迅速步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
    近来,替代阳光文化成为杨澜夫妇资本运营平台的阳光媒体投资异常活跃。什么1650万美元入股国际广播有限公司1/4股权、什么收购美国著名娱乐周报《今日娱乐》100%股份、什么与联想集团合资组建阳光365、什么1亿美元购世界第三大手机游戏商Upstart……风头远超李嘉诚、默多克!夫妇俩还宣布捐献阳光媒体投资51%的权益,并因此位列胡润慈善榜前茅。只是,夫妇俩多年来的实际行动,使这些本当让人肃然起敬的新闻听起来有些八卦。
    借壳良记
    1996年,杨澜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成为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辗转了几家电视台之后,虽然没能再现《正大综艺》的辉煌但也不算令人失望。沿这条路走下去,她也许会名垂中国电视史。但是,杨澜的改嫁却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杨澜的转变源于她的第二任夫君--已经移民海外的吴征。那时,吴征已经在资本市场获取了足够的经验、人脉,在金钱方面也小有斩获,缺的仅仅是一个机会。而杨澜就是上天赐给他的机会!
    吴征、杨澜的资本之旅始自良记建筑,这是一家连年亏损的香港主板上市公司。1997~1998财年亏损4629万港元,1998~1999财年亏损2371万港元,当时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吴桂行、李玉山、张家龙等共占有28.85%。既然良记已经回天无术,大股东当然会为自己安排退路--卖壳,而买下这个壳正好成为杨澜夫妇杀入资本市场的捷径。
     良记的几位旧主也不是善良之辈,走之前还要在这家连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再捞一把。1999年12月,良记发售了面值为1122万港元的可赎回可转换票据。受让方不到两周,即以6分钱每股的单价将448.8万港元的票据转换为7480万股股票,并仍持有673.2万港元票据。一个月之后,这募来的1000多万港元成为良记领头人吴桂行、李玉山的解职补偿(每人600万港元)。
    2000年1月,良记宣布发行30亿普通股和13亿优先股,此时每股仅定价0.02港元(交易前,上市公司已发行股票约有10亿股、而10日均价为0.13港元),总代价为现金8600万港元。杨澜联合高振顺(彼为吴征在亚视工作期间结识的壳买卖高手),一举拿下了这家上市公司74.8%的股权(不包括优先股)。吴、李、张三位原大股东持股被摊到7.2%,杨澜被委任为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据推算杨澜夫妇付出的现金代价不到4000万港元。
    2000年4月19日,良记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文化、网络、电视一串光环,配上杨澜这个画龙点睛的名字,让香港股民产生无限的幻想,股价一路上扬。2000年6月前10个交易日均价已达0.27港元。三个月前杨澜以2分钱单价获得的股票总值已达4.4亿港元,杨澜从此晋身亿万富婆行列并保持封号至今。

    点评
    43亿股2分钱的低价股对10亿旧股的稀释程度惊人,原来的大股东或会得到不为人知的报答,小股民只有自认倒霉了。杨澜夫妇拿出的不到4000万港元应该是他们尽最大努力可以拼凑的数目。即使是这样,还得让高振顺这个牵线人提供大笔资金,这也说明了吴、杨当时的财力有限。
    杨澜夫妇进入上市公司的路径是值得推敲,但如果好好经营这家上市公司,还是有可能为股民带来丰厚回报的。可惜,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
    良记的后母
    杨澜夫妇执掌的这家上市公司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断增发股票和以股票为代价进行并购。套用一句当代都市流行语:阳光文化不是宣布并购就是在并购的路上。
    2000年6月,阳光文化以2400万港元,并购了一间名为上海新文化的广播电视制作公司48%股权(间接),以6000万股支付。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普通股已达49亿股。2000年7月18日,杨澜参股的Global Frequent(简称GF)宣布减持3亿股、单价0.29港元、套现8700万港元。同时,阳光文化向GF定向增发3亿股。这种曲线增发纯粹是为操作上的方便:只要不在禁售期,大股东减持只需披露既可,而上市公司向大股东定向增发手续简便,既可维持控股地位,又能消除市场疑虑。令人吃惊的是四天后的22日,上市公司再次以相同的方式增发了4.44亿股、圈钱1.2亿港元。这样频繁的增发极为鲜见,好在股民的信心还在,股价大体维持在两三毛之间。
    八、九月份,上市公司频繁地发出股价及交投量不寻常波动,本公司并不知悉该等上升的任何原因这种公告。一片混乱中,杨澜参股的GF减持了6.72亿股,套现金额约2亿港元。杨澜、高振顺两人各自分得多少现金外人无从知晓。但从杨澜宣布持有GF股权由55%升到87.11%这一点推断,高振顺分得其中的大头,当然,杨澜的所得料也超过当初投入。
    良记易主后第一次公布的半年业绩报告(截至2000年9月30日)显示,营业收入仅为上年同期的一半,营业亏损放大到827%、达到创纪录的6300万港元,已发行股票却从不到10亿股变成了70多亿(包括优先股)。易主后第一个财年(截止到2001年3月31日),媒体相关业务收入不到6000万港元。
    2001年3月,八个月前连续曲线增发圈的2亿港元不够用了,再增发恐怕市场不会买账,只好以12亿可赎回可换股债券融来1600万美元。8月,股价已跌破1角,杨澜身价缩水大半。9月,阳光文化以6000万港元收购Capital Channel,代价为5亿新股。从公布的资料看,被收购公司的价值极难判断--拥有权益及权利或以其他方式涉及的项目(主要是4万小时的电视纪录片和专辑);12月,以单价1角发售6.73亿新股,圈钱6730万港元;2002年2月,以4500万港元收购一家台湾公司SEC60%权益,以3000万港元现金(刚到手的现金又被掏空了一半)和1亿代价股支付;10月,发售9.4亿新股筹集5640万港元;12月,以3000万港元代价股收购汗音(台湾企业,年利润84万港元);但更大的收购则发生在年底,发行15.48亿新股收购成报55%权益,交易后阳光文化已发行股本达132亿股。
    阳光文化的转型并不顺利,而整合并购澳门旅游卫视、台湾卫星娱乐、片库(4万小时)、渠道(京文娱乐)打造的跨媒体平台更非一日之功。2002年4月,吴征与贝塔斯曼秘密谈判了8个月后,达成共建地跨大中华、横跨多媒体之现代传媒企业的宏伟计划。由于贝塔斯曼CEO米德霍夫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辞职,3.5亿多美元的合作项目告吹。没有贝塔斯曼这样真正的巨头加盟,阳光文化的跨媒体平台虽然合纵连横,还只是一个弱势媒体联盟。
    这期间,增发股票成为维持上市公司运营和对外并购的不二法门。三年间,香港股民为阳光文化买单6个亿。而传说中的传媒业务只产生了2.47亿港元的销售额(2000年没有,2001、2002年分别为5700万港元和1.9亿港元)。上市公司三年间累计亏了2.33亿港元!
    阳光文化跨媒体传媒的伟大构想概念曾让香港股民热血沸腾。最终,阳光文化已发行股票从不到10亿股蹿到130亿股,股民手里落下的是只值几分钱的仙股(以分计价的股票)。

    点评
    某著名经济学家曾把管理公司比喻为带孩子:以浙商为代表的私营企业是所有者亲自带,孩子成长得最好;请职业经理人则是由保姆带,好坏就说不准了。按这个思路,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兼大股东则相当于后母。不是亲娘(只有部分权益)但胜于保姆(毕竟是股东)。
    三年时间不算短,杨澜夫妇打理业务的能力有目共睹。其间股票的海量增发和暴跌史,就是股民的血泪史。从这个角度说,杨澜不是良记的好后母!杨澜的魅力加吴征的财技成了香港小股民的噩梦!
    不可否认,杨澜那段时间也付出过辛劳。但维持上市公司运营和使杨、吴发达的毕竟还是股民的付出。真是借壳真奇妙,股票换钞票!
    杨澜:财富无法换来爱与尊贵
    我觉得财富带来最大的好处是让你有不做自己不喜欢事情的权利,从这一点来说,财富是非常值得拥有的;但如果想用财富去换得人性当中的爱、尊贵——你是买不到的,那些还需要你付出你的心,你的爱,去获取。
    记者:女人是否该建立自己的财富目标?
    杨澜:我认为女人应该有基本的财富保障。经济独立很重要,就算选择做家庭主妇,也要给自己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曾有个资料表明,女性创业大多数都和爱好有关而不是纯粹的金钱目标,这是和男性大不相同的。至于你未来会有多少财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记者:您认为未来中国,哪些行业更适合女性?
    杨澜:服务性的行业特别适合女性,它对人际交往、协调、沟通能力要求比较高,像传媒领域,现在主要的从业者都是女性,还有艺术、保险、银行、咨询、律师,生活类设计师,以及基于网络的很多小的产业,它不一定要求有大的投资,但需要有创意、有坚韧、细致入微的工作精神,这是女性更擅长的。
    记者:成为财富女人的必要前提是什么?
    杨澜:我不建议女性一定要把财富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有以下这些素质的女人容易获得财富上的成功:她应该有财富规划的观念,摒弃女性在创业时更容易出现的患得患失,要像男性一样有开拓勇气,敢于冒险;还有,协调能力很强的女人容易成功。现代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协调各种资源的过程,这时你与人沟通的能力,说服别人表达自己的能力都很重要。
    记者:如果把财富圈比作一个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女性是否真的实现了和男人平起平坐?
    杨澜:在中国,女性就业普遍比西方国家发达,但高层管理层的女性比例仍然是非常少的。女人们倒不一定会感觉有明显的歧视,但你需要证明自己。比如说,一个男人获得某种事业的成功后,其他男人就觉得:可以跟他做生意了;但一个女人往往需要几件事来证明自己:你的诚信,你的能力,你的各个方面的才华。相对来说女性付出的要比男性更多。
    记者:介绍几本对您影响很大的书和杂志?
    杨澜:我非常喜欢看人物传记类的书籍。比如,《戴高乐自传》里面讲到他和他的智障女儿的情感,很感人;还有希拉里那本《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说到杂志,我比较喜欢《三联生活周刊》、《时代周刊》、《亚洲周刊》。
    记者:您的奢侈品观念是什么?
    杨澜:奢侈品要买经典的,尤其是基本款,非常值得。另外,都市里的女性,到了30岁,应该有一两件真的首饰,比如说小的钻石耳钉啊,一条珍珠项链啊,会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乐趣。
    记者:财富的气质是什么?
    杨澜:这个没有性别特征,更不是千篇一律,财富可能造就出来一个像宋美龄一样的气质,也可能打造出来一个全身钻石俗不可耐的人,财富一定要在你的个性上才能发挥不同的化学作用。俗话说三代出一个贵族,那就是财富和教养的不断延续,包括修养和视野。
    记者:财富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反过来呢?
    杨澜:如果有人因为自己拥有了财富,选择爱人的标准都会发生转变,那我认为这样的人还不成熟。因为你寻找一份爱情,首先是看两性相互的吸引,某种气质或性格、某种内心的交流,钱是不会单独让人产生爱情的,如果说一个男人在有财富之前和有财富之后爱的是不同的女人,我只能说他非常不成熟,因为真正适合你的女人其实就是一种。
    杨澜:不必然。女人的性感首先是她有一种自信,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只是去提升或烘托;就像性感并不意味着越穿越少一样,财富本身也不能带来这东西。
    记者:有一种说法,在西方,富人更注重通过慈善来回馈社会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而中国就比较少,你认为这是因为东西方人对财富的观念不同吗?
    杨澜:我的观点是:只要人们做好事就应该得到鼓励,哪怕他的目的是为了出风头;现在中国不是做好事的人多了,而是太少了。通过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我能够更切身的感到现在制度的缺失;前一阵我把我在雅典奥运会火炬接力上的火炬拍卖了4万块钱,帮助深圳一位患了关节僵死症的病人完成他最后一项手术——他因为你的帮助他站起来了,能自理自己的生活了,那你每次想这件事都觉得挺高兴。我鼓励大家都来获得这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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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昵称:灿烂 [2008-1-23 14:22:00]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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