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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业家们的红楼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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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红楼梦》与《韦尔奇自传》一样逐渐引起管理界的重视,让人不禁为曹老感叹:生前一贫如洗,身后却留了一部养活无数后辈的著作,本来局限于红学,现在竟蔓延到管理阶层—或许,这就是古为今用?

  王熙凤英美派的利润文化 
 
  应该说,在处理宁国府内部事务时,王最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 
首先,王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内部摸底。她发现宁国府这台机器存有5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列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管束,无脸者不能上进。”

  既然是国企通常的五大弊病,王决定采用铁腕政策。一到宁国府,她就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么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

  根据这一思路,王开始制定规则,定岗定编、强化监管,并立即收到了效果,宁国府的内部环境也迅疾改变了。由此可见,王的权威性确实很强。周汝昌对她的这一手曾题诗:“五弊先除理要端,迟来一刻法难宽。人人服了真材器,治国齐家同样看。”

  然而,同样是这个王,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的不顺畅。既调不动人,也调不动钱,只得哀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得到理解,直被气得“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一甜,便喷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栽倒在地”。

  究其根源,王在管理宁国府时威重令行,而给贾母理丧时却声名扫地、指挥失灵,是因为王的权威主要依靠贾母这老董事长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而且王任职期间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毫无人缘。对于这一点,她本人也意识到了:“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 
 
  通读《红楼梦》,可以发现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威,王仅仅是董事会依照自己的喜好任命的一个行政总裁,有的仅仅是董事会赋予她的一时的权势而已。靠山一倒,便寸步难行,这些都于她的管理才能无关。 

  王的管理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颇似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英美模式)——其表征行为就是股东利益至上。股东利益优于雇员利益。对于股东而言,公司被认为主要是专门通过投资为其谋取利润和使其资本增值的工具; 对公司雇员而言,公司不是为其谋取福利的福利机构。在以贾母(董事长)为中心的王眼里看来,公司资产和股东价值在公司中是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权优先于其他任何权利。这种公司需要的环境就是“股票资本主义”环境,其企业文化就是“利益文化”、“利润文化”,还有“股票文化”。

  贾探春德日派的莱茵体系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完整地描绘了发生在大观园里的经济改革故事,并塑造了与王完全不同的管理者贾探春和薛宝钗。

 为了克服贾府的经济危机,贾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大 
 
胆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大观园分包给园中的老妈子们。这样一来,一个消费性的大观园就被改造成了一个生产性的包产到户的种植园,捉襟见肘的贾府经济也因此找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对于贾的经济改革,薛予以形式上的支持,而在指导思想上,两人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贾对她的改革相当自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如下口号:“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穷尧舜之辞,背孔孟之道。”在她眼里看来,既然经济改革的目的在“利”,那么打出“背孔孟之道”的旗号就是顺理成章的。对此,薛宝钗则尖锐地指出:“你(贾探春)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继而还指出,“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

  薛实质上希望以孔子的“义利观”来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而否定单纯的商业利益,以防止改革中出现一些她不希望看到的事,比如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仅以此而言,薛的思想无疑是理想化的乌托邦。即便放到今天,这样的否定依旧被人们证明是痴人的一相情愿罢了。

 尽管贾塑造的核心竞争力受到了薛的严厉批评,但她根本不想去扭转,当然这也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或管理者应有的固执。而且贾强调承包的种种好处也足以对抗薛描绘的理想蓝图:“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